老侯
「彼女は美人で楽しい人ですね（你女朋友真是個漂亮又開朗的人呀）。」翌日，繪里成了同事們的話題重點。聽著同事們這樣評論著自己的女友，身為男人，自然與有榮焉。繪里見人劈頭第一句的自我介紹，以及機伶的反應，成了同事口中的傳奇。
我手邊的iPod，裡頭裝了幾千首爵士樂，有半數以上是繪里苦心收集的CD曲。繪里的部落格，沒有台灣女孩愛貼的、滿坑滿谷的自拍照，有的是自己一篇又一篇的爵士樂心得和心情日記。她就是那麼執著，喜歡的事物，她會廢寢忘食地做；喜歡的人，她會不計一切地愛。
繪里很希望做我全方位的女友。有幾次，我們親熱時，她望著鏡子裡自己的胴體，帶著滿意的表情，說：「ナルのファンタジーを教えて。私は叶えてあげる(Naru，告訴我你的性幻想，我來幫你實現)。」溫言婉語，直指男人軟肋。
和她也有過爭吵，我日語說不過日本人，和繪里爭辯總居下風，但她早和我約定好：「吵完了，立刻做愛，」不讓負面情緒影響一整天。吵完之後，兩人相擁，一切盡在不言中。
就這樣感情融洽，身心契合，彷彿天造地設的兩人，交往半年後，迎來了D-day。
那天我提早下班，和她約在新宿車站。天氣很熱，我在車站內避暑，等著繪里。
繪里出現了，拎著小提包，穿著俏麗短裙，讓我遠遠就看到她一雙長腿，隨著她逐漸快步走近我，我正為著有這個漂亮女友，打心底得意時，卻發現她臉色不太好看。
「怎麼了？」我感覺氣氛不對，主動幫她拿著小提包，問她原因。她臉上不太耐煩，連說「沒什麼」。
我繼續追問後，她態度突然大變，反問我：「你就不能在車站外面等我嗎？你知道站裡人來人往，這麼多人，我找你，得花多大工夫？」
我被她數落得一頭霧水。我們只講好約會地點在新宿站，沒說是站內還是站外。萬萬沒想到這也足以惹她不開心。
我耐著性子安撫她，怎知她似乎情緒再也控制不住，躲在車站的柱子後面，雙手緊握著拳頭，不住地顫抖。
「好煩，為什麼這裡這麼多人走來走去？好煩呀！」她唸著，同時握著拳發抖。我安撫不了她。她堅持要一個人回去，我拗她不過，只有送她上了回橫濱的電車。
隨後，我自己一人搭車回去。坐在電車內，一腦子空白。突然接到繪里的簡訊：
「剛剛十分對不起，讓你操心了。我心情不太好，回家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剛剛你幫我提的小提包，我忘了討回來。改天見面時，記得交還給我。
還有：千萬別打開我的提包看，拜託！」
被她波動的情緒搞得我心神不寧，我自己也忘了手邊還拿著繪里的小提包。我回覆她的簡訊，要她好好休息。
看著繪里的小提包，我開始天人交戰，最後還是在好奇心驅使下，我打開了她的提包。
提包裡有一袋藥，袋上寫著：「デパケン」。
我回到家後，上網查了，知道這藥的英文名稱是「Depakine」，學名是「Valproate Sodium」，作用是「安定情緒」。
我繼續在網上查下去，握著滑鼠的手，開始發抖。
「デパケン，用於治療躁鬱症。」
「躁鬱症，需經由精神科醫師治療。」
「躁症發作時，會多話、會異常快樂，思考正面，會有幸福感。躁症結束，容易伴隨鬱症。」
最後，我看到這段：
「再發率高，需終生治療。」
查到此，一切水落石出。她會那麼執著於一些事物，孜孜不倦；她會有異乎常人的快樂情緒，有時甚至開口葷黃不拘；她會在做愛時這樣別出心裁，都是肇因於這個病。
至於她常常和我約會時，在咖啡廳沉沉睡去，則是藥物的副作用。
我打電話給她。聽得出她是在睡夢中被我吵醒。
「繪里，還好吧？」
繪里帶著慵懶的聲音，回答：「恩，Naru，我很好。」
我沒答腔。事實是，我不知道該怎麼開口。
她接著說：「Naru，我對不起你，你好不容易為我請假，我卻在鬧情緒…。」
「繪里」，我打斷她的話：「我才該跟你說對不起。我打開妳提包看了。」
電話那端突然變得沉默。
停了半晌，我繼續說：「繪里，有什麼困難，我們一起度過。我愛妳，我不要看妳一個人這麼痛苦。」我沒說過這樣的日語，我不曾把日語用在安慰病人的場景，我把我能說得，儘可能地排列組合到讓她懂，懂得我的意思之外，還懂得我真的關心她。
說到此，我的眼眶漸濕：「好好告訴我，妳到底怎麼了？」
電話那端仍沉默。半分過去，傳來一陣啜泣：
「Naru，你還要我嗎？」
晚上9點，我隨便收拾一些衣物，拎著繪里的小提包，趕往關內繪里住處。我還沒來得及告訴繪里，但我決定要以行動讓他知道：我不會在這時拋棄她。
「日本全國有100萬的躁鬱症人口，台灣則在30到40萬之間。」
「心理疾病的女性患者，在各國都是多於男性。」
我出發前，在網上做足了功課。日本100萬的躁鬱症人口，當中，女性躁鬱症人口就有60多萬。躁鬱症者若不接受治療，誰都可能到後來走上絕路。常常在東京車站看到的「人身事故」告示，背後不知道已有多少人生前飽受心理疾病之苦，最終只能以死解脫。我還得慶幸：繪里是那60萬人之一，而不是東京車站「人身事故」的一行字。
繪里很早就沒了父親，受盡週遭同學歧視，工作又不如意，在日本這個極度壓抑的社會裡，她完全具備了躁鬱症的生成條件。
繪里的美好，在我眼中加倍放大。繪里的弱點，卻不斷被我有意忽視。我欣賞繪里的好、耽於她的美，她那些異於常人特質的緣由，我卻從沒好好關心過。
可以說，在情感上，我是個撿現成的男人。
「你他媽的是個什麼男朋友！」我一隻手握著電車的扶桿，一隻手捏著拳頭，雜亂無章的思緒不斷在腦海裡翻攪。
「Naru，你什麼時候愛上我的？」耳鬢斯磨時，繪里這樣問過我。我當時沒答，怕答了她不信，但在電車車廂中，我反覆地覆誦著：「繪里，我見到妳第一眼，就知道我只能愛妳。」
另外還有其他想要說的：「請原諒我，我不知道妳為了不讓我擔心，一直瞞著病情。」「我們一起努力，妳的病會好的！」
出了關內站，再換計程車，車開到我們常去的便利店，那條我嚇過繪里，繪里驚叫、我倆笑鬧的巷子口。我匆忙下車，走進巷子，趕赴到繪里家。
按下繪里家的對講機。傳來了我熟悉的、繪里的聲音：「はい(喂)？」
「繪里，是我，Naru。我來看妳，今晚睡在你這裡。」
門打開了，我搭了電梯，直奔繪里房間。繪里開門，站在門口等著我的電梯。
「バカ(笨蛋)！」我笑著，把她拉進房間，一個長吻...。之後，繪里一如往常，蜷曲著她的腿，勾著我的腿，手撫著我的臉。她接著娓娓道出她自小以來過的日子。
「爸爸死後，家裡失去了依靠。我們一家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在那時，就被檢查出躁鬱症。但是醫生告訴我，我算是輕微的。」
「醫生開的藥，我服用了一陣子。後來在調整生活方式後，漸漸不需要依靠藥物。」
「認識了Naru之後，我每日歡天喜地。週遭的朋友都覺得我變了，說我每天很開心，笑話說個沒完。但直到有一天，為了工作上的事情，被人說過一次，我整個人情緒失控到全身顫抖，我知道我的毛病又來了，躁症發作了。」
「我去看醫生，醫生勸我還是要服藥。服了藥，人就昏昏沉沉，連和Naru約會都打不起精神。我為此和醫生大吵一架。」繪里說著，聲音逐漸顫抖。
「我怕你知道，知道了以後不要我...。」繪里再也忍不住，兩行淚，任其淌在枕頭上。
我沒看過繪里在我面前流過淚。在電車裡反覆練習的日語，此時一句也說不出口。這地球本來就不是繞著我轉：我的女友是個美人，同時也是個病人。
我摸著她的長髮，說：「バカ！なんとかなるさ（傻瓜，總有辦法的！）」
「你還要我？」繪里問。
「恩，當然。你有躁鬱症，我得了繪里病：『沒繪里會死病』，兩個都是病人，互相扶持是應該的。」我安慰著她。
繪里笑了。那晚，我睡在繪里房間，兩人又像往常般，甜蜜地進入夢鄉。
隨後的日子，我們一切重回軌道。工作、約會，偶而陪她看病。我仍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未久，我到歐洲出差一個月。期間仍與繪里每天電話通信，聯絡不斷，直到有一天上午，我收到繪里傳來的一封email：
「Naru，一切都好？
我前一陣子又到醫院檢查了。有了新的發現：我患了『過動症』。
好笑嗎？這是小孩子才會得的病。
我不知道為何這些難纏的病，全都找上我。我想：我不是一個受老天眷顧的人。
媽媽身體也不好，我想先回青森養病，順便看媽媽。
模特兒的工作辭了。我開始申請失業保險和殘障補貼。生活還能過的。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光。我再也找不到像Naru這般契合的對象。
但我也認為：Naru適合更好的人，不是我這個病人。
我可能一生寂寞，孤老終身。你沒必要在我身上浪費時間。
Naru，再見了。」
這封無疑是晴天霹靂的信，讓我一整天魂不守舍。當地同事見我開會時答非所問，問我怎麼了，我只推說身體不好。
我偷空簡短地回了一封信：「繪里，等我回來！」
我所在的法蘭克福與日本有8個小時的時差。我如坐針氈地等到當地中午、日本晚上的時間，打了越洋電話給繪里。電話電源是關著的。繪里青森縣老家的電話，我也不知道。遠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什麼也不能做。這樣的狀態，持續了一個禮拜，直到我回日本前，電話仍是不通。
8月22日，我回日本的日子。十多個小時的航程，我沒睡過半刻。到了東京，我趕回家中，把行李放妥，撘電車直奔繪里家。路上，我已有預感：我做的全是無用功。繪里從沒這樣發email給我過，她必然下了很大決心。
我走到繪里家樓下，從樓下仰望她家的陽台，她佈置的花盆，全部清空，晾著的衣物一件不剩。我按鈴，沒任何人應門。連續按了10多次，直到路人好奇地看我，我才住手。
我在她的住處樓下，無助地來回踱步，踱步到萬念俱灰後，坐在樓下門口台階上，雙手掩面，眼淚止不住地流了出來。
我失魂落魄地過著日子，幾度午夜夢迴，依稀彷彿以為繪里又回來了，一如往常地嬉戲，聽音樂，做愛，共眠...。
但美夢無一成真。
我頻頻試打繪里的電話，直到聽到「お掛けになった電話番号は、今使われておりません（您所打的號碼不存在）」，這才徹底放棄。
一個月後，我向公司提出辭呈。回到台灣。
我到任新職後，投身數百萬台灣上班族的人群裡，開始在台北朝九晚五的日子。年紀增長，形象也不似當年，但那段在日本期間，和繪里相處的種種情景，仍不時地浮現腦海，讓我吟味再三，又懊悔不已。我不只一次在想：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更細膩地對待她、一個躁鬱症的患者。我相信她可以正常的過日子，只要我和她都有迎戰疾病的心理準備。
後來，我被國際人力仲介公司網羅，再度回到日本。我在日本的手機號碼沒換。一方面，還能保持在日本的人脈；另一方面，或許繪里仍會想到我，給我一個電話。我們就算緣分已盡，但總該有某人、以某種方式畫上句號。就這樣，一個下午下班的時間，我在辦公室接到了她的電話。
「我是繪里。Naru還好嗎？」
多年沒聽到繪里的聲音了。心情已然淡定不少。電話中，我告訴繪里這些年我的總總；繪里則說，她回去青森後，努力養病，學瑜珈，調整體質。
「Naru，你有對象了吧？」繪里問。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她便接著說：「我了解你的，若是有，她一定是美女，對吧？」繪里半開玩笑地說。
我們嘻嘻哈哈帶過。電話後來在互道珍重聲中結束。
掛了電話，我望著桌上的茶杯，發呆。
「傻瓜，我的心中，『美女』兩字，是永遠留給妳的...」我心中默念著，蓋上了電腦螢幕，離開了辦公桌。
本文上篇－－六十萬分之一的女孩（上）
●作者老侯，碩畢，在日本謀生的台灣上班族。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雙屍案偵辦到現在，就像一團散不去的迷霧般，要不是當年辦過汐止雙屍命案的謝榮林檢察官兩度仔細勘驗陳進福夫婦遺體，恐怕連刀傷證據都沒發現。但傳出專案小組坦言，從死者失蹤到遺體被發現，殺人兇手足足有10天時間可以滅證，凶刀、血衣要找真的不容易，只能說一開始就錯失偵辦先機。(左圖：呂炳宏等3嫌維持原交保裁定。)
警方調閱沿路監視器畫面，發現16日晚間兩人到「媽媽嘴咖啡」後即告失蹤，訪查過程中，店家從容應對。
在整個案情中，有幾個疑點仍待釐清，第一，煮好沒吃的晚餐。陳進福夫妻在2月16日失蹤後，張翠萍的弟弟在20日發現姊夫家裡餐桌上晚餐剛剛煮好卻動都沒動，是有什麼樣緊急的事，連晚餐都來不及吃，或許早點質疑就能早點展開調查。據週刊報導，陳進福疑掉入謝依涵的桃色陷阱，無法自仙人跳中脫身，失蹤當晚接到謝女電話，才急急出門。
第三，女店長變裝盜領。謝依涵第一個報警發現遺體，但沒多久卻變裝到銀行盜領，銀行行員一眼就認出不對勁，兩件事同一人所為，難道當時沒人發覺有問題？直到3月2日張翠萍遺體被發現，相驗查出是「死後落水」，涉嫌人始被鎖定。
許多年輕人現在的薪水只有2、3萬，手上存款也只有個2、30萬，這房子要不要買？怎麼買？ 顏炳立：「買！就是買！」「20幾歲都敢買的話，這是勇氣！你不買都輸！」
雙屍案主嫌女店長謝依涵涉案最深，3月7日被收押禁見；3名被告媽媽嘴老闆呂炳宏、股東歐石城及朋友鍾典峰在3月7日各以300萬元、50萬元、30萬元交保候傳，限制住居、出境；檢方不服3被告交保提出抗告，高院撤銷原裁定，發回士林地方法院更裁，13日士林地院維持原裁定，但增列不得與證人、被告通聯，不可以隨意對外發言，每天仍要到轄區派出所報到。
當初法官裁定，鍾典峰的交保金額只要30萬元，是所有嫌犯當中最低的，外界認為他的涉案程度最輕。但是高等法院針對女店長謝依涵提出抗告的新聞稿卻露出端倪，上面載明案發當晚鍾典峰去了哪裡，他的供詞和通聯記錄不符合，而且他也有一本教戰雜記，列出如何應付檢警詢問，他的涉案程度並不單純，似乎有備而來。
高院新聞稿提到，通訊監察譯文顯示呂炳宏一再要求被告詳列類似筆記，所揭事實足以認定被告有勾串共犯之虞，若不予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顯難求訴追程序之順遂進行」。
潮汐的力量就是這麼大，看看同一個地方滿潮時，岸邊整個被淹掉，退潮後水都不見，全變成一大片泥巴地。從樹來看更清楚，水滿起來淹到上頭枝葉，水一退，整棵樹都露出來。
